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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的《归来》、严歌岑及她的《陆犯焉识》

来源:强国论坛 责任编辑:数学 发表时间:2014-05-27 00:18 点击:
       张艺谋和严歌岑何曾有计划要用艺术作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呢?那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先说我在百度上查到的著名女作家严歌岑的情况。注意到她比我小三岁,是在1958年出生,因此文革停课的时候她才上小学一年级,当然对文革什么的经验是很少的,反而我当时正上四年级,已经可以观察到许多社会上的事情,包括也可以看大字报,看传单,甚至对大字报的内容评价一番。

  严歌岑早年加入人民解放军,这一点和莫言的经历相当,人民解放军是培养著名作家的摇篮。此外,她能够参军这一点,就已经说明了她根红苗正,家庭出身良好,家里没有阶级敌人。我也是这样啊,我家庭出身是贫农,因此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我按世俗的观点,那也是共产党毛主席对我家有恩,我也应当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否则岂不是也被称为道德沦丧?

  其实从百度百科搜到的严歌岑的词条中,专门讲到她父亲,是这样说的:“肖马(1930.11.18~2011.10.10 ) 原名严敦勋,厦门人,作家。1946年加入上海市立工专学校学习。1948年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随即赴苏北解放区。先后在华东革命大学、皖北区党委农村工作团等部门从事文化工作。1957年后调到安徽省文联工作。现为安徽省文联委员、作协理事、中国作协等。解放初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哨音》、《破壁记》等。”

  不出我之所料,她父亲既没有被打成右派,也没有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所以严歌岑才能够当兵嘛。而且她父亲是老革命,是在解放前就从事地下反抗国民党的工作的,当然后来也是老干部,甚至就算是老干部,这个词条中都没有“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字样。其实这也正常,因为毕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打成右派和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的指示也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她父亲显然是在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人。

  另一方面,严歌岑这个人发展得比我好,或者说她的衣服扣子扣的顺序正确,我敢说她很快就在人民解放军中入了党,而我呢?这一辈子就是一个落后分子,在军队试图入党入不了,入不了就算了嘛,中国人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而且我后来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且对那些老了还入党的人激动万分感到不解。因此,严格说来,我是没有在党旗下宣誓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经历,反而严歌岑是一定有过这个经历的。但是加入美国籍后,我相信她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而且,我认为她现在基本上是反革命思想。

  当我在2014年提到严歌岑是个反革命的时候,和当年提到完全不一样,我是站在中性立场上的客观描述,正如北大教授尹保云其实所持的思想也是反革命思想一样。我可以站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客观地说这么一个事实嘛。我也没有认为反革命就是坏人,也不过就是政治观点是倾向于认为毛泽东是坏人,中国革命是很坏的很负面的事情,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这样的观点当然是反革命观点,并不是说我就主张把他们都抓起来或者枪毙什么的。

  此外,我也可以选择反革命啊,至少我现在有这种可能不是?无所谓的嘛。尤其是我还没有在党旗下宣过誓。我觉得选择哪一方不过就是象斗地主的游戏那样,可以随意地选。

  不过呢,如果我选择反革命,加入资产阶级行列,那么我就要认为我的父亲和爷爷的出身很坏?他们怎么那么坏,居然是穷人?穷鬼?我要和他们划清界限?那么也许可能有泛爱主义者认为这都不对,一个大富翁不应当和他的穷人父母划清界限,一个穷人也不应当和他的富老爸划清界限。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那些努力描黑毛泽东时代的作家,如严歌岑,他们其实从岁数上看,基本上在文革时期才出生,或者才是一个上小学的小孩,因此完全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深入生活,不过就是根据一些资料的预先的设想而构思他们的神话小说罢了。

  比如说,严歌岑从小在马鞍山长大,在文革后期当了兵,还是文艺兵,参军的时候才十二岁,她怎么可能有在大西北生活的经历呢?而且她写的小说那个反革命犯陆焉识,是在1960年被打成反革命的,因为,只有1980年才能够被平反,三中全会是在1979年底才开,那严歌岑怎么可能有1960年的生活呢?当然不可能。因此这些场景,都不是她的亲历,不过就是她根据其它的一些资料胡编乱造的故事。比如陆犯的妻子什么时候失忆,不就是由严歌岑决定的吗?

  另一方面,讲到什么催泪,我以为反革命文艺也是完全可以做到催泪的。我在当年当兵的时候,看过《智取威虎山》也看过朝鲜的电影《卖花姑娘》,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一家,婴儿被匪徒活活摔死,媳妇也被匪徒打死,总共死了两个人,死得都很惨。而《卖花姑娘》到了结尾的时候,花妮一家总共只死了一个人,就是她的母亲,而且是得肺结核而死,这在当时抗菌素还没有发明的时候,基本上是不治之症,因此也算死得正常,但是我当时看着泪就花花地流。

  我就在当时想到了这么个问题,李勇奇一家死了两个人,而且都是被活活杀死,那花妮一家总共才死了一个人,是得肺结核而死,我为什么会为后者哭得厉害?而在看《智取威虎山》的时候,看到李勇奇一家两口人被杀害就没有象看《卖花姑娘》电影那样流那么多的泪?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艺术上描述的“悲惨”这事情,和实际如果用理工科的办法测量的“悲惨”这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可能一个特别悲惨的事情,但是在艺术上没有什么话可说,而一个不太悲惨的稍好的事情,在艺术上却可以描述得惊天动地的,让人眼泪流成河。

  比如说吧,如果严歌岑在小说中描述那个陆犯一开始就被当成反革命一枪崩了,那她就写不下去了,张艺谋也就找不到催泪弹了,虽然被枪毙从测量学的角度更悲惨,但是从艺术角度讲,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革命政权没有枪毙陆犯这个反革命,不是说明了革命政权更为温和吗?应当是的,当然,还有更温和的革命政权,但是更温和的革命政权,历史上要数巴黎公社,温和之后是个什么下场呢?是集体被处决。但是集体被处决肯定要比在大西北活个二十年更悲惨,但是这是从测量学上讲的,从艺术角度讲,那就简单了,不能够催泪了,不过就是哦,一大堆人被枪打死了。

  比如说吧,在中国解放前,闻一多是被暗杀的,但是暗杀,就要比在大西北生活二十年要悲惨得多,但是张艺谋和严歌岑何曾有计划要用艺术作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呢?那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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